“公園城市”成了中國城市建設的新熱詞。大到對山川河流的生態治理，小到居民社區里的“口袋公園”，設計不同類型的城市公園成了城市規劃和景觀設計的新趨勢。

  各地城市規劃中不斷增長的數字可以作證。截至2020年年底，上海已有406座公園，并計劃在2025年增加到1000座；截至2021年10月，被劃歸為公園城市示范區的成都建成綠道4700余公里，規劃建設了1275平方公里的龍泉山城市森林公園，以及1.69萬公里的天府綠道。

  對公園類型的精準劃分隨之而來。除了大型公園，成都同時強調要建設“公園社區”。杭州則在2022年制定了《加快公園城市建設三年行動計劃》，提出了“郊野公園、城市公園、社區公園、口袋公園”的“四級公園體系”。

  公園成了城市建設的新指標，城市管理者寄希望于它能解決過去城市快速擴展中的環境污染、人地矛盾等諸多問題。這意味著新的公園設計需要更強調人與自然的互動，而非傳統意義上的只是修建大面積精致的景觀，卻與居住者不發生關系。

  公園的設計和運營也不再遵循傳統的模式，而是探索城市未來經濟發展、社區自主參與的過程，這也是一個新舊城市發展模式的迭代過程。

  在臨近山川河流的新城區開發中，生態公園的設計成為這股趨勢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趨勢興起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像深圳這樣的城市土地增量有限，城市邊界比如濱海區域反而成為發展的重點。

  這要求城市規劃師對于自然地理環境有更多的了解，以新的模式代替過去城市建設中對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和改造，扭轉“人造”美感轉而嘗試探索能與自然共存的城市。“環境本來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共存’不是應該這樣，而是必須。”荷蘭的建筑與規劃事務所KCAP的副合伙人陳亞馨告訴《第一財經》YiMagazine，“我們的認知之所以還有這個矛盾在，是因為在城市的快速發展中我們逐漸喪失了與自然共生的能力。”

  常見的“以人為中心”的方案正在發生改變。KCAP在深圳就經手過這樣的案例，他們負責的光明湖碧道項目原本規劃了一條馬拉松道，但在生態調查中發現附近有野豬棲息地。為了避免對周圍生態的破壞進而造成對野豬生存環境的影響，KCAP主張將這里的跑道取消、換到生態敏感度更低的區域，并zui終得到了委托方的支持。

  “國內過去的大部分規劃都是以發展為核心，”陳亞馨說，“當我們提出‘通過發展來保護’，或者‘通過保護來發展’，相當于提出了新的概念”。

  同時，過去城市發展對生態的破壞已是既定事實，部分生態公園面臨修復問題。在江西南昌，美國景觀設計公司SWA設計了贛江“S灣”活水岸公園，它位于江西省贛江新區的核心起步區，SWA設計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分析河流形態的演變歷史。他們發現在近30年人工干預的影響下，河岸不斷被侵蝕，原本穩定的S形凸岸逐漸瓦解。因此這個項目的核心目標之一就是減緩侵蝕過程，并嘗試恢復S形河流地貌。

  城市公園趨勢的另一重點則與當下的“城市更新”“老城改造”聯系緊密。在這種語境中，密布在居民生活空間中的“社區公園”“口袋公園”的設計成為城市公園的另一個重要趨勢。有不少小公園被用來解決城市廢棄“盲區”的遺留問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深圳梅豐社區公園就是典型案例，它位于福田區北部，周圍城中村、老舊住宅和工業區混雜，而公園所占的4000多平方米地塊已經因為周圍小區業主和開發商矛盾被閑置20年。2019年，梅林街道發起了設計競賽，讓街道、社區規劃服務機構、設計師、居民和第三方顧問合作設計。原本的圍墻被拆除，與周圍小區打通，改建成了社區的公共空間。

深圳設計團隊自組空間設計的梅豐社區公園，利用碎裂的混凝土塊進行微地形塑造成為裂縫花園。（圖片：梁瑞華、葉 穎）

  與城市生態公園的設計一樣，社區花園同樣面臨著革新。疫情過后，曾經整齊的、充滿“奇珍異草”但并不利于本土動植物生存的公園遭到質疑。嘗試改變現狀的人和組織開始出現，并實踐探索城市“野生公園”的可能性。

  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副教授劉悅來2014年就和伙伴成立了非營利組織“四葉草堂”，希望通過居民共創，在城市社區里營造出更自然、更有野趣的花園。受景觀設計師俞孔堅的影響，他贊同應使用“鄉土物種”而非“異域或園藝場的奇花異木”。并且從早年經歷中他發現，“園藝化”的、“高級且貴”的公園往往并不利于人在其中自如活動。

  劉悅來和四葉草堂嘗試指導居民利用小區附近的閑置地塊種鄉土植物農作物、做菜園和花園，這些植物作為“景觀”的同時，還能讓社區的居民參與種植和采摘，因此被稱為“共治的景觀”。除此以外，他們嘗試通過改變植物、土壤，修建輔助通道的方式，探索給青蛙、刺猬、蝴蝶等昆蟲和小動物留出棲息空間。

  設計的社區花園，花園以與社區居民互動為中心，不 再追求精致的景觀，而是讓人認識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

  幾年過去，他們接手的公園項目逐漸增多，在上海規劃建造了200多個，指導居民共創了900多個，還即將在廣西完成1000多個。他參與的項目2021年入選了聯合國人居署、國際展覽局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編的《上海手冊：21世紀可持續發展指南》。

  這類項目的甲方主要來自基層政府，對于他們來說，“四葉草堂”的作用在于使用專業知識、組織活動，讓社區有合作和自治的氛圍和習慣，“找到有責任心的、能發出理性聲音的居民”。

  在劉悅來看來，社區花園比較理想的管理模式是，居民有自治的、能在社區備案的花園管理和社區營造治理組織，主導花園的運營；街道、社區和居委會對于組織給予精神和經濟上的支持與補助，同時物業公司做保底的清潔、特殊情況處理等工作。

  但這一類型的公園常常要面臨的第一個挑戰便是：由誰來建設，又由誰來管理？在過去的開發模式中，基層政府是常見的管理者，但在新的模式里，即使由公共機構管理，也更希望社區居民參與。更多的時候，這類公園成了政府與居民、社會組織、公司合作建造和運營的試驗項目。

  位于上海老城區永嘉路的“口袋公園”便是這樣的案例，它寬18米、縱深40米，來自于政府在永嘉路更新期間拆除兩排住宅后留出的空間。在這個公園里，它所屬的區級建設管理委員會和街道辦事處沒有像傳統市政工程一樣對這片區域統籌規劃和建設，而是委托上海阿科米星建筑事務所做了公園設計，公園的空間也不再像從前那樣以植物、花壇與步道作為規劃的重點，而是把重心放在如何為居民提供公共活動的空間。

  在運營上，管理部門引入了“口袋咖啡”，這家咖啡館在提供公共空間、吸引客流的同時，還是公園的協管方。他們每月負責策劃文創、生活方式的市集，這恰好與住在附近的文化、藝術從業者的喜好相符；同時他們針對公園出現的問題想辦法，例如勸誡發出噪音的人、在寵物太多時疏通管理等。咖啡館因此獲得了租金優惠，并因為公益性質，與周圍街區的其他“網紅咖啡”有所不同。

  而像劉悅來帶領的既作為公園設計師、同時也能組織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活動的社區營造團隊，正在成為設計師就業的新方向。